协商文化的“根”“源”与创造性转化

发布日期：2020-03-07 来源: 沙龙Clubs娱乐 阅读量（）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人民政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要深刻把握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精神，“传承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培育与时代和任务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满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

协商文化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深入挖掘蕴含于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丰富的协商议事思想和实践形式，对于更好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话语体系、拓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适用性和制度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传统文化中协商议事思想

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协商文化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母体之中，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民族特征。

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和合思想蕴含协商文化。和合思想由中华文明初期的尚和观念发展而来。《国语》中西周太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被引申到治国上，君臣之间要“和”并在“和”中整合不同的因素结成动态的和谐统一整体。孔子在早期“和”文化基础上，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子思主张“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孟子将“人和”视为关键，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重视群体合作，主张“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秦汉以后，和合思想被广泛应用为维护社会安定的行为规范，强调多元一体、同生共荣，注重不同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间的协调与共处、沟通与互补，这体现了协商议事求合作、达共识、谋共赢的价值诉求。

惟天为大、崇公抑私的天下为公思想蕴含协商文化。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政治理想，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读通鉴论·叙论一》）。天下为公思想主张“天下”为天下人共有、共享、共治，推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倡导在公与私、义与利的关系中公而忘私、重义轻利，主张公众参与，强调人人平等、团结和谐、互利共赢，这与协商民主强调公共利益，尊重协商主体权利和地位等原则是一致的。

民惟邦本、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蕴含协商文化。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萌芽于商周时期的重民观念。从盘庚的“重我民”（《尚书·盘庚》）、周公的“用康保民”（《尚书·康诰》）到孔子的“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荀子·王制》），再到汉唐以来各式各样的民本论，直至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君客民主”说、顾炎武的“分权众治”说，将民本思想推向高峰，反映出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对天下众生是国家存亡的根本因素的清醒认识，后世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以民为根、以民为本、关爱苍生的政治理念，从而形成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视民众的权利等思想，为协商议事提供了价值基础和实践动力，为协商民主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条件。

执两用中、通时合变的中庸思想蕴含协商文化。中庸思想源自商周时期“中”的观念，孔子最早提出“中庸”的命题，即“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子思、孟子等人对其予以完善化、系统化。宋明时期，理学家倡导身体力行地运用中庸之道，推动了中庸思想转化为实践指引。这一思想主张“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强调坚持适度原则，避免片面与极端，以“致中和”（《礼记·中庸》），途径是秉承“中道”，通过把握恰当的度，使个体与社会、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保持平衡，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通权达变，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这种通过包容与吸纳各方利益诉求、克制与妥协形成基本共识以达到平衡的作法，为协商议事的运行提供了方法原则。